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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建言為野生動物織密法律保護網

2020-02-20來源: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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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社會各界對濫食野生動物嚴重威脅公共衛生安全問題反映強烈。

在2月10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經濟法室主任王瑞賀表示,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將增加列入今年的立法工作計劃。

2月17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十七次委員長會議召開,會議公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審議關于《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草案。

保護野生動物也一直是全國政協以及全國政協委員們關注的重點。

據記者了解,春節假期一結束,全國政協就對2020年協商計劃進行了緊急調整,將在3月中旬增加一期以“革除濫食野生動物的陋習”為主題的雙周協商座談會,為保護野生動物、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積極建言。

全國政協委員們在疫情發生以來,一直關注相關情況,并圍繞此話題建言獻策。

全國政協常委、湖南省生態環境廳副廳長潘碧靈:迅速建立健全禁捕禁食野生動物名錄

據有關研究,目前70%新發傳染病都與寄生在野生動物體內的病毒有關,從非典到鼠疫、H7N9禽流感,再到埃博拉病、MERS概莫能外。但一些食客出于獵奇、滋補、炫富等多種心態食用野生動物,形成了規模龐大的“野味產業”,口服之欲讓我們再次自嘗苦果。

然而問題不僅僅是食用那么簡單。

我國野生動物保護立法分散,相關法律銜接不暢,剛修訂不久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在立法理念上對公共健康保障考慮很少,公共衛生風險較大的蝙蝠、果子貍、旱獺、刺猬等自然或中間宿主都不在重點保護名錄上;同時,一些執法機關對非法獵捕、繁育、交易、食用野生動物打擊不力,野生動物檢疫基本上是盲區;此外,還存在管理權限交叉重疊、野生動物走私嚴重等問題。深刻反思,采取果斷措施嚴格保護刻不容緩。

嚴厲懲治打擊亂捕濫食野生動物行為。對獵捕、繁育、交易、利用、運輸、食用野生動物等各環節實行全鏈條的嚴格管控,加強執法監督,相關部門聯合開展專項執法行動,從重從快打擊各類違法違規行為。建立統一的野生動物國內外交易信息平臺,堅決取締、關閉非法交易市場,加大對互聯網野生動物及制品非法交易打擊力度,嚴厲打擊國際走私行為。

迅速建立健全禁捕禁食野外野生動物名錄。從生態保護和公共衛生安全的角度迅速完善和建立禁捕禁食野外野生動物名錄,名錄之內的野外野生動物一律禁止獵捕、食用和利用。

嚴格野生動物人工繁育和檢驗檢疫。除了對科研、維護動物種群等特殊要求的野生動物人工繁育給予支持外,對于商業利用的要進行嚴格的社會公共安全評估,建立清單名錄,視情及時調整,從嚴審批管理。嚴禁交易人工繁育的活體野生動物,比照家禽家畜制定人工繁育野生動物檢疫標準,未經檢疫一律不準上市銷售。嚴厲打擊名為人工養殖實為野外盜獵盜捕后交易、食用的“洗白”行為。

修訂完善野生動物保護相關法律法規。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要充分體現保護優先原則,增加“保障公眾健康和公共衛生”的立法目的,擴大法定野生動物、禁止買賣和禁食野生動物范圍。制定動物福利法,禁止以虐待或者不符合公序良俗的方式食用或利用伴侶動物。進一步明確相關部門管理職責,解決部門管理范圍職責交叉重疊等問題,將野生動物保護納入中央環保督察內容和公益訴訟范圍。

加強生態保護和公共健康安全宣傳教育。迅速、密集編寫、拍攝、錄制一批有科學性、針對性和通俗易懂的文宣產品。組織開展“讓野生動物遠離餐桌”的主題宣傳活動,利用每年5月22日世界野生動物保護日,廣泛開展系列宣傳活動。

全國政協委員、解放軍原總政治部主任助理岑旭:嚴格執法減少法律執行彈性

革除濫食野生動物的陋習是從源頭防范許多病毒疫情發生的基礎。建議:一、宣傳教育要普及深入。運用各種媒體和各種形式大力宣傳違法獵捕和濫食野生動物的嚴重危害,從娃娃抓起,廣泛覆蓋,持之以恒進行。二是立法修法要覆蓋到位,充分體現法律的強制性約束,減少法律執行的彈性。三是監督要部門聯動,防止相互扯皮推諉。明確牽頭部門和各相關部門責任及失職后的責任追究。四是要廣泛發動群眾,使大家充分認清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與稅個人密切相關,人人有責,從我做起,為精神文明建設與生態文明建設做貢獻。五是嚴格執法,嚴厲打擊違法獵捕和交易野生動物的犯罪活動,做到快辦快審快判,以嚴格執法教育群眾、警示違法犯罪分子。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事務協調局常務副局長周劍平:講好我國的動物保護故事

建議:一、現有野生物保護法的外延要擴大,不能僅限于珍貴、瀕危動物,要有明確的保護名錄。二、人類對動物世界了解太少,在人類到來之前,許多動物都已經存在于這個星球上。因此關于動物人工養殖要細化,明確哪些可以養殖交易,哪些不可以。只有那些已經研究透徹、生物學、病理學特征全面被掌握的動物,在相關部門的監管和審批之下方可養殖。且因規定養殖野生動物僅用于保護、科研。三、要加強自然知識普及教育,培養全民的生態保護意識。且在普及中一定要注重科學性,不要在教育階段種下一顆不正確的種子。四、應加大我國在動物保護方面取得成就和采取措施的宣傳,不能由于世界各國不了解我國的重視力度而被“污名化”。事實上,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力度前所未有,取得的成果前所未有,許多動物種群在增長,生存條件普遍向好。在宣傳中,不能人云亦云,留下我們“啥都吃、手段殘忍”的印象。應利用好今年生物多樣性會議在我國召開的契機,讓世界了解中國,講好我國的動物保護故事。

全國政協常委、民盟湖南省委會主委楊維剛:嚴格野生動物人工繁育許可證審批

2002年底暴發的非典和2019年底暴發的新冠肺炎,都給我國帶來巨大損失。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回顧兩次疫情的產生不難發現,都與非法野生動物交易相關。

如此大數量且高風險的野生動物交易卻鮮有監管,這與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以及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所確定的野生動物馴養繁殖管理制度有很大關系。

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對于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在取得許可證后可進行人工繁育。而根據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該許可證不僅可以由省一級的林業主管部門核發,也可以由同級別的有關部門核發,甚至同級建設行政主管部門也可核發。

立法本意是考慮相關部門實際工作的便利性,以及馴養繁育活動主體不同的商業目的或活動目的。但是從實際適用來看,多部門均有權進行行政許可的狀況,既導致了誰都可以管,又導致了誰都不管的局面,使得整個馴養繁育過程都鮮有監督。

利用這一漏洞,諸多非法獲取的野生動物,通過有許可證的馴養繁殖單位進行“洗白”,進而得到了運輸證、出售證,并在市場上進行“正常”交易。

此外,多部門共有權限的做法也不符合行政專業化的要求,在缺乏專業執法人員的情況下,行政許可的資質審查難免流于形式。

從歷史上來看,馴養繁育制度由來已久,在多個國家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國立法確立馴養繁育制度主要基于兩個目的考慮。其一,人工馴養繁育可以有效地挽救珍貴瀕危物種,待其種群擴大之后,可重新放歸自然,從而高效的在一定程度上恢復生態平衡。其二,從經濟層面考慮,馴養繁育能有效地增加物種利用率,同時保證生態不受破壞。這是應當肯定和堅持的。同時,從防止因野生動物不法交易而產生疫情的角度考慮,對于馴養繁育制度,應從許可證審批權限以及完善監管制度方面進行修改,以避免馴養繁育活動成為野生動物不法交易的“白手套”,進而危害人類的健康。

因此,建議將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第一、二款修改為“國家支持有關科學研究機構因物種保護目的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前款規定以外的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實行許可制度。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的,應當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批準,取得人工繁育許可證。批準人工繁育許可證的主管部門應當每年對被批準主體進行定期及不定期檢查,具體檢查要求依照國務院有關規定進行。”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冬奧組委規劃建設部副部長沈瑾:保護野生動物目的不是“為我所用”

2003年的非典和本次新冠肺炎,目前從流行病學角度分析初步判斷病毒是通過野生動物傳染到人的可能性較大。在當前疫情期間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的前提下,有必要審視一下法律不及的問題。

2016年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從立法目的、基本理念、主要思想和制度構建確實有很多進步之處,立法的基本原則是保護“重點及瀕危野生動物”,但有相當數量的非重點野生動物未能得到應有的法律保護地位,也不在法律保護范圍內。客觀上為利用那些亟待保護的非重點保護野生動物資源提供了合理空間。

自然界是一個相對完整的生態系統,任何動植物都有其“生態位”,生態系統給人類帶來的福祉遠遠超過單一物種的生物價值,僅僅保護重點及瀕危野生動物還是遠遠不夠的。例如,蝙蝠等一些野生動物,雖不是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卻可能是對人類健康威脅極大的病毒的天然宿主或中間宿主。這些科學觀點在目前的野生動物保護法立法原則中沒有得到體現。所以必須從生態安全和公共衛生安全健康的角度來認識野生動物保護。建議本次修法的宗旨原則為“實行全面保護、嚴格限制利用、鼓勵公眾參與、嚴格加強監管”的原則。

建議一:嚴格限制利用。

在以往的認識理解中,所謂對野生動物“保護”是建立在“利用”的基礎上的,那么保護資源的前提就是“為我所用”。由于這種“利用”理念的存在,目前國內眾多野生動物養殖場均是合法的。而以經濟為目的的飼養都講究效率成本核算。假如捕獵成本要低于飼養成本時,從野外捕獲得來的野生動物就會進入到市場流通環節。

人類文明發展到了今天,不應該以“利用”為前提的野生動物保護思路,不僅誤導公眾對野生動物保護的理解和認知,加大執法難度,增加管理成本,還對包括人畜共患病防控帶來巨大挑戰。

目前明令禁食野生動物只是治標,必須嚴格控制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行業,最終全面禁止商業繁育才是治本。

建議嚴格區分商業和以保育為目的馴養繁殖活動,引導商業性利用野生動物行業轉型的立法目標。這也符合中國在參加國際公約以及其他國際場合所作出的表態。

建議新的野生動物保護法應區分野生動物“野外種群”和“人工繁育種群”的管控措施。不管是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還是非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三有動物”),野外種群應實行嚴格管控,嚴禁一切食用行為、非法獵捕行為,并且配有非常嚴厲的處罰條款。

野生動物野外種群及人工繁育成熟名錄(黑名單、白名單)都應及時更新。

目前《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是1988年12月10日發布施行的,2003年2月21日,國家林業局令第7號發布,將麝科麝屬所有種由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調整為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一些野生動物隨著人工繁育成熟種群數量增多,比如梅花鹿,建議調出;一些野生動物處于瀕危狀態,比如青頭潛鴨2013年就被列入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瀕危物種紅色名錄“極危”,但是一直不在我國重點保護名錄中。人工繁育成熟名錄只公布了9種,2016年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實施后,至今未修訂上述名錄。

此外,我國野生動物種類繁多,物種之間存在差異;且人工繁育主體大部分為個體,難以按照野生動物行業標準進行規范,因此應嚴格限定野生動物利用范圍,如將“食用野生動物名錄”“入藥野生動物名錄”等進行細化規范。

對于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可具體劃定為可食用物種、可入藥物種、可觀賞物種、可作為寵物物種列出名錄,另行管理,細化經營利用方式。確定允許商業化馴養繁殖的物種名錄的列入標準,包括該物種野外種群狀況、繁殖技術、對野外種群的依賴、銷售養殖個體對野外種群的影響以及養殖過程中動物福利等問題。禁止商業化馴養繁殖有入侵風險的外來物種。嚴格限定商業化馴養繁殖的物種名錄,并制定相應的配套制度及管控條款。所列入的物種名錄必須經過獨立的專家委員會評估,每5年對該名錄中物種養殖管理情況和野外狀況進行全面評估及時調整物種名單。

建議二:鼓勵公眾參與。

據了解,目前從事野生動物保護的省級行政主管部門人員不過5~6人、市縣一級更少甚至沒有專職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員,而社會卻擁有大量熱心于保護野生動物的志愿者和各種各樣的非營利性民間公益組織,這是一股龐大的社會力量。政府應該充分利用這些社會組織的力量,使其依法有序地參與野生動物保護工作。政府監管到位才是最應該做的,建議新法中一定要增加公眾參與的內容和相應渠道,鼓勵社會公眾和社會機構參與野生動物保護的監測、救護、野生動物保護的監督;同時要增加對公眾野保教育及科普的相關內容,在義務教育體系中,貫穿野生動物保護法教育,加入尊重自然、愛護野生動物教育課程,在高中及大學階段,增加野生動物保護地修復、維護生物多樣性等課程內容。

全國政協委員、人資環委原駐會副主任凌振國:收起以“利用”之名向自然無限索取的貪欲

在堅決打贏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的關鍵階段,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一方面要投身到做好疫情防控重點工作中去,另一方面則要聚焦突出問題,著力在補短板、強弱項上下真功夫,增強建言獻策雙向發力的針對性有效性。

建議針對此次疫情暴發暴露出來的生態衛生環境治理中的短板和不足,進行一次地毯式、拉網式全面清理排查。

比如,要深刻思考以往工作中單純重視大氣和一般意義上的水及土壤污染環境的治理,而忽略了普通農貿市場,特別是人流密集區野味、海鮮市場等的公共環境衛生治理;再比如,要深入思考對穿梭在山水林田湖中的野生動物關注重視不夠,尤其是針對非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是短板弱項,且現有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及相關法律法規存在嚴重的制度短板和漏洞;又如,要深度思考在抓“菜籃子”市長負責制方面忽略了“菜籃子”里裝什么的具體問題,忽視了其中裝的野生動物食品及相關交易市場對人類生命健康和公共衛生安全構成的重大隱患。

面對仍在持續的疫情,作為一名人資環委委員,要積極盡職建言,總結經驗教訓,助力完善制度機制。

一、要堅決革除濫食野生動物的陋習,從源頭上加強重大公共衛生安全風險的防控。要建立健全一整套科學、合理、管用的制度規章,通過加強市場嚴格監管,對存在的野生動物非法交易嚴厲打擊,對形成的非法交易野生動物市場堅決依法依規取締、關閉,并堅決追究市場領導和上級主管部門領導的責任。要加大監督檢查和執法查處力度,堅持媒體監督與群眾監督相結合。要堅決整頓清理業已形成的規模龐大的“野味產業”,嚴查賓館、飯店、餐廳等將野生動物搬上餐桌的違規違法行為,實施公民舉報制度,嚴肅查處追責問責。要強化黨員領導干部帶頭不食用野生動物的表率作用,將無視黨紀國法偷食野生動物行為納入紀檢監督部門的重要監察內容。進一步明確市長“菜籃子”工程內容,堅決防止把野生動物作為菜品食物稀里糊涂塞進“菜籃子”。要堅決落實加強活禽動物交易市場分類管理措施,建立“點對點”活禽動物銷售通道,解決活禽動物屠宰的環境衛生問題,確保食品產品供應的綠色衛生檢疫安全。

二、要健全完善野生動物方面的法律制度。應該看到,國家2016年進行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明確了保護優先、規范利用、嚴格管理的原則,從獵捕、交易、利用、運輸、食用等各個環節均作了嚴格規范,對野生動物的保護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對相關配套規定,特別是對野生動物保護的具體辦法、詳細目錄、標準規定、技術規程等明顯缺失。同時,該法雖然采用國際通行名錄,明確了對珍稀、瀕危野生動物的保護辦法,但對打擊和嚴懲亂捕濫食野生動物行為的力度,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擴大法律調整范圍等設定不夠。比如,對大量沒有列入國家野生動物保護法保護管理范圍的諸如蝙蝠、鼠類、鴉類等傳播疾病高風險物種,就應通過健全完善相關法律制度來填補法規的缺失。據此,國家有關部門應盡快啟動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改修訂完善工作,同時抓緊研究動物防疫法與傳染病防治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相互銜接的修改進程。

三、要加大野生動物保護法等相關法律的普法宣傳力度。要通過總結這次疫情的血的教訓,把加強野生動物保護與加強傳染病防控知識的科學普及、普法宣傳密切結合起來,把對野生動物保護等相關法律的普法宣傳教育真正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生命安全上高度重視起來,并上升到堅持新發展理念、建設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高度。要大力宣傳保護野生動物的好處益處和濫殺、獵捕野生動物的害處弊端,從科學上解讀吃野味不但不能滋補、治病,相反還會給人類生命健康帶來嚴重隱患。媒體應該肩負起重要責任,格外重視這方面普法和科普知識的宣傳教育引導。特別是要引導教育一些人收起以種種“利用”的虛假之名向自然無限索取的貪欲,增強人們保護野生動物的自覺意識、責任意識、擔當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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